【政策】

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背景下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矫治及家校协同的尝试性探讨

　　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在此次修订中，法律不仅对高空抛物、噪音扰民、不文明养犬以及“软暴力”等社会热点行为划出了更为严密的法律红线，还首次将校园欺凌明确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并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的执行条件。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立法规则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对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的社会治理正在从传统的单向保护或单一行政教育，逐步向“教育与惩戒并重、责任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化轨道转移。

一、校园欺凌法律定性与未成年人惩戒机制的弹性微调

　　在以往的社会观念和部分具体执法场景中，校园内的言语恐吓、肉体侵害或网络霸凌，常被局部性地误读为“学生间的嬉戏打闹”，其后续治理往往面临公权力介入不明确、处置标准模糊等阻碍。新法首次以专门条款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明确定性了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的学生欺凌行为在达到特定边界时属于违法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校园内事务仅限内部消化”的习惯认知。

　　更为关键的是，新法对未成年人拘留执行条件的调整，改变了以往“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刚性机制。根据新法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若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或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可以执行行政拘留。我们认为，这一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部分偏差青少年的侥幸心理，将追责边界向源头推移。同时，对未达处罚年龄的个体，新法辅以“矫治教育”的兜底保护，大体上实现了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惩罚、矫治和预防的逻辑闭环。

二、学校主体责任的约束重构与强制报告机制的运行逻辑

　　在校园欺凌的防治体系中，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其责任往往至关重要。新法规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强制报告”义务：若校方明知发生严重学生欺凌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行为而不按规定报告或处置的，直接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分。

　　我们认为，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学校管理行为的“反向约束机制”。过去，部分学校出于对校誉的担忧，在面对模糊摩擦时倾向于采取温和或“和稀泥”的方式应对，客观上削弱了惩戒体系的威慑效力。强制报告制度则通过将学校前途与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绑定，引导学校建立更加科学、敏感的“预防—发现—报告—处置”流程。这种制度设计不排除能够促使校方更主动地将学生欺凌事件与公安司法通道接轨，从而发挥法律与学校教育的重叠效能。

三、家庭防线的边界校准与家校协同治理的闭环设计

　　新法规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家长群体完成底层观念的转换。在“年龄不再是挡箭牌”的法治共识下，家庭需要进一步筑牢其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实体义务。家长不仅需要主动帮助子女建立对法纪的敬畏，还必须在行为异常阶段进行即时的阻断与自省，避免因过度“短视”的纵容导致偏差行为向违法转变。

　　在具体操作层面，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需要建立更为密切的信息共享。家长需主动将孩子在社区和网络空间表现出的异常动向及时回馈给学校；学校则可通过家长课堂、家长会等机制提供专业的法治知识输出。更进一步，家校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在不执行拘留或不予处罚期间所实施的“限制接触特定对象”、“责令定期报告活动情况”等矫治教育措施，以保证家庭教育与社会监管不发生断层，最大程度降低违法行为的二次发生概率。

四、社会防线的溢出效应：迈向全面的公共空间秩序管理

　　除了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规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通过对若干具体日常行为的规范，展现出精细化立法的系统特征。例如，正当防卫条款告别了“被打还手即互殴”的机械认定，明确了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防卫行为的法律免罚原则；高空抛物行为即使未产生实际伤亡，只要危及公共安全即可被追责罚款；噪音扰民行为在物业等基层组织调节无果后，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处以拘留和罚款。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将治理的视角前移，注重防范日常生活中可能带来高风险摩擦的不文明行为。

　　我们认为，这些涉及公共安全的制度优化，本质上是在用确定性的法律标尺重塑全社会的规则意识。通过为日常高频纠纷（如养犬安全、生活噪音、邻里纠纷等）提供可预期、可执行的惩罚梯度，法律不仅为执法者提供了更明晰的手册，也为每个普通人构筑了可感知的生活安宁感，实现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对宏观社会和谐的有益支撑。